内容摘要：本文从介绍自由主义报刊《观察》的主旨、原则与内容入手，重点分析了《观察》的命运波折，全面阐释了主编储安平新闻思想在1948年底到1949年11月期间大转变的主客观原因及影响因素。

　　关键词：储安平，《观察》，思想转向，影响因素

　　一．自由主义周刊《观察》（1946-1948年）

　　《观察》（1946-1948年）是上个世纪一份成功的自由主义同仁周刊，创刊于1946年9月1日。它及其主编的命运具有典型性。主编储安平，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学习，他具有勤俭坚毅、独立自信、乐善好施、体恤民瘼、勇肩道义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但也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弱点：缺乏对法制社会进化逻辑的冷静判断，结果为理想和幻想牵引入深渊，其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储安平作为《观察》的总编共两年多，周刊的发行量曾有10万余份，并出现西北和台北的航空版，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力。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9年11月1日《观察》复刊，半年后《观察》改为《新观察》，储安平离开杂志社，到新华书店总店工作。后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批评中共的“党天下”言论而遭到迫害，后失踪。

　　储安平曾撰文说，《观察》的第一个企图就是要对国事发表意见，采用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批评，而不是权谋和煽动。《观察》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它坚持“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储安平希望《观察》能对一般青年的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有所贡献。

　　《观察》这份政论周刊，具体内容集中在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对时局的评价；对共产党的批评与分析；对美国的评论；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对学生运动的同情等等。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介绍《观察》道：“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的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二. 储安平新闻思想转变的影响因素

　　1948年12月24日，储安平写了一篇激烈抨击国民党极权政府的文章《一场烂污》，惹怒了国民党政府高层，这直接导致了《观察》被查封。　1949年11月1日复刊后《观察》已经不再是一份纯粹的超党派的客观独立的周刊了，在形式上，《观察》封面徽章图案中的“Independent,Non-Party,The Observer”,取消了封面下方的撰稿人名单。在思想内容上，复刊后的《观察》公开表示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开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和方针纲领。我们不禁要问，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储安平的思想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为何在1949年后储会选择留在大陆？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坚定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向“左”转？

　　《储安平与<观察>》作者谢泳将1957年后知识分子的沉默和突然转变归结为政治高压和人身威胁导致的“自由主义的青年信仰”发生变化，但接着就反问到“1949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高压和人身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后表现截然不同？”

　　笔者认为，应该是历史多方面合力导致这一重大转变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营垒内部的反思

　　我们知道，文化自由主义是指企图凭借思想和文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诸多难题，而政治自由主义是指期望以直接介入政治来解决问题，这两者之间关系密切。《观察》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立场是属于文化自由主义范畴的，但是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政治自由主义运动息息相关。

　　政治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代表实体是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诸如中国民族同盟组织等团体组织，他们在政治上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走中间道路”，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预示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失败，这证明改良主义、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也促使他们的反思和检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营垒内部成员深刻总结道：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未能充分满足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缺乏法制保障、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现实基础，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只是乌托邦。更多的反思还有：自由主义者往往过分高估知识或理性的作用，重视理论是非之争，而轻视力量强弱之争；没有着重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发展，更把自己定位为天平上的码，作用在于平衡，而忽视自身的发展前途。

　　国共内战后期，以民盟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时，即已宣布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迈进。他们积极响应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明确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1948年5月，中共“五一口号”发表，知识分子参加的各类团体各党派纷纷通电响应。民盟说：“此次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年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而积极奔走。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其中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营垒中的一员，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向周恩来批请《观察》复刊，开始宣传中共的政策路线和方针纲领。

　　（二）储安平个人的主观原因

　　1.受拉斯基“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

　　储安平于1935-193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著名思想家拉斯基，拉斯基是当时英国的三大著名“红色教授”之一。我们知道拉斯基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几个重大阶段的变化，到1945年左右，他基本上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例如拉斯基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指资“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在他看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在朋友们的晚餐聚会上，他可以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连续讲上1个多小时……

　　学者许纪霖也认为拉斯基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他的费边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同时,力图将它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②许纪霖教授认为，拉斯基对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最大。

　　其实，早在1933年储安平曾在《论语》杂志上写过一篇散文《来京记》，他通过自己坐火车的小事例说到：“最近我的思想又深入了，就是放弃永久主张，且待机行事。我觉得这态度是可取的，因为这态度可以保暖一世。”这种带有 “费边主义”的思想，早在他去英国求学于拉斯基之前已经萌发，之后更是受到系统地斯拉基自由主义思想的学习和熏陶，因而我也不难理解内战后期中共执政可能性逐渐增大时，储安平及其办报思想为何“左”转了。或许可以做些感性的猜测：储安平的思想转变有受到其导师思想的影响呢？

　　2.故土情和民族心驱使下的“留”

　　在面临着是走是留的抉择，储安平等绝大多数中国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毅然留在了大陆。历史事实表明，决定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决定因素是：强烈的依恋故土的情感，使他们没有出国，以及由爱国情感决定的民族气节和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不愿到外国或香港当“二等公民”；对国民政府的憎恶之情，使他们拒绝了蒋介石的“抢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中共的团结教育和帮助，他们逐渐消除疑虑不安心态，满怀信心和期望投身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新的生活。正如冯契在当时所说明和预见的那样：很多知识分子“在彷惶一阵后，是向前迈进了，这向前迈进的队伍，尽管因为环境的压力与自己先天的弱点，显得有点步伐不齐，然而真理所在，必有光明，追上了人民，步调也就坚定了。”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必须和中共思想保持一致，储安平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自由主义”这把利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跟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储安平也天真轻信。1939年之际，储安平对共产党的了解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他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谢泳进一步向我们解释道：“傅雷也好，储安平也好，他们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理性、平等、宽容、信任等为基本行为准则的。这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风度，使他们把讲话和行事视为同一1949年后，在新的环境下所提出的口号、讲话、方针，从字面理解，确实不乏诱人之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去感受，自然会有亲切感。然而实际的事实都与讲话存在着绝大的差距，而承诺和失信都是单方面的。”

　　3.储安平的自觉意识

　　储安平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时代的腐败与黑暗，而共产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开明和进步，尽管他没有对此抱太大的希望，不过他更多的学会了接受与融入时代的进程，这是他的自觉意识。

　　以储安平为典型的旧时代自由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既崇信西方现代思想，又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传统中的正心诚意仁义道德与“延安文化”中的思想改造、自我修养有相同之处。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契合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们产生了思想改造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的需求，与民族感情结合起来更加强了他们洗脑、洗澡，向工农兵学习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以接受新中国为前提的，而当时的情势也催生了这种自觉性的成长----1949年新中国建立，万象更新，人心振奋。眼看着“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眼看着腐败政府一朝瓦解，眼看着旧风气、恶势力一扫而空。此时此刻，以道德君子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许的自由知识分子会是什么心情呢·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当人家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们在后方清谈。我们虽也主张抗日，不满蒋介石，但是，对新中国的建立没出过一点力；非但没出力，还捣过乱一一主张联合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对帮助新中国的苏联颇多非议，甚至把共产党比做法西斯……而他们以为没有民主自由的共产党对他们是那么信任，封官许愿，政治协商……种种反省，使他们在心理上自觉低人一头，在道德上自觉理亏。在建立了新中国的执政党面前，在生产了物质财富的工农大众面前，自由知识分子只有改造自己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

　　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储安平为复刊的《观察》所写的“复刊辞”-----《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中看出来，在“复刊辞”中，他一再地承认“我们思想落后”，一再地表示要“向人民学习”，一再地向执政党表示敬仰。他的政治态度是诚恳而且积极的：“坦而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生活，希望我们的国际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的心里时空调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可是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又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③1949年十月，此时大局初定，社会空气相当宽松，党还来不及给他洗脑，更没有谁向他施压。他为什么要自我批评，为什么要自认为思想落后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确实认为自己有问题，他是由衷的，说的是真话。